中国人一向重视家庭建设， 重视良好家风的培养与传承。作为家风的重要载体，家训历来也受到人们的重视，在古代众多著名家训中，廉政文化是所强调的重要方面之一，至今仍值得学习和借鉴。

修身自律

对于家训，《辞源》的解释是:“家训言居家之道，以垂训子孙者。”在中国传统文化中，家训的形式较为广泛，如家令、家诫、家戒、家规等，其内容在家范、家礼、家约以及教子诗、示儿书、家书中也经常有所涉及。《尚书》有《诫伯禽》一篇，讲的是周公在其子伯禽前往外地上任前提出6点训示，主要内容是居安思危、谨慎做事等，这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家训。其后，家训文化一直绵延传承、长盛不衰， 著名的如《章氏家训》《颜氏家训》《朱子家训》《袁氏世范》等，其中许多名言警句至今仍脍炙人口。

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修身与立志，《大学》说：“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，先治其国；欲治其国者，先齐其家；欲齐其家者，先修其身；欲修其身者，先正其心； 欲正其心者，先诚其意；欲诚其意者，先致其知。”在古代的家训中，修身、立志是一项重要内容， 诸葛亮在《诫子书》中说：“非淡泊无以明志，非宁静无以致远”， 在《诫外甥书》中说：“夫志当存高远，慕先贤，绝情欲，弃疑滞， 使庶几之志，揭然有所存。”稍后的嵇康在《家诫》中强调“人无志，非人也”，他训导儿子：“若志之所之，则口与心誓，守死无二，耻躬不逮，期于心济。”南北朝时颜之推在《颜氏家训》中说： “及至冠婚，体性稍定；因此天机，倍须训诱。有志尚者，遂能磨砺，以就素业；无履立者，自兹堕慢，便为凡人。”明代王阳明在《示弟立志说》中也指出：“夫志，气之帅也，人之命也，木之根也，水之源也。”

儿女们从小立志，这是父母的心愿。所立之志，有的强调勤学成才，有的强调忠信笃敬，有的强调守身自律。西晋时羊枯在《诫子书》中说:“愿汝等言则忠信，行则笃敬。无口许人以财，无传不经之谈，无听毁誉之语。”《颜氏家训》告诫子孙千万不要不学无术：“或因家世余绪，得一阶半级，便自为足，全忘修学；及有吉凶大事，议论得失，蒙然张口，如坐云雾；公私宴集，谈古赋诗，塞默低头，欠伸而已。” 宋朝时袁采在《袁氏世范》中说：“ 盖财物交加， 不损人而益己，患难之际，不妨人而利己， 所谓忠也。有所许诺，丝毫必偿， 有所期约，时刻不易，所谓信也。处事近厚，处心诚实。”

在古代许多家训里都有告诫子孙加强学习、提高个人修养的内容，强调通过修身守志，来培养道德人格。宋朝时吕本中认为修身立志是未来做一名清廉官员的基础， 他在《官箴》中说：“当官之法唯有三事：曰清，曰慎，曰勤，知此三者则知所以持身矣。”通过加强个人修养以省思慎独、克己自律， 这是古代大多数人的共识，也是古代家训所强调的重要方面。

以俭养廉

节俭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之一，《周易》说“君子以俭德辟难”，《墨子》说“俭节则昌，淫佚则亡”，李商隐在《咏史》诗中说“成由勤俭破由奢”。历代以来的家训往往都会提到勤俭持家，诸葛亮在《诫子书》中说： “君子之行，静以修身，俭以养德。”《颜氏家训》强调：“俭者，省约为礼之谓也，吝者，穷急不恤之谓也。”宋朝时倪思告诫后人： “ 俭则足用， 俭则寡求。俭则可以成家，俭则可以立身，俭则可以传子孙。”明末时朱柏庐在《朱子家训》中以“黎明即起，洒扫庭除”为开篇，强调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，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”，这些都体现出对子孙后代注重节俭、勤俭持家的要求和期望。

在古人看来，节俭不仅是家庭生活中的美德，而且可以上升到治国理政的高度去看待。《逸周书》记载，周文王告诫儿子说： “厚德广惠，忠信爱人，君子之行。不为骄侈，不为靡泰，不淫于美， 括柱茅茨， 为爱费。” 唐太宗李世民在亲自撰写的《帝范》中说：“夫圣代之君，存乎节俭。富贵广大，守之以约；睿智聪明，守之以愚。不以身尊而骄人，不以德厚而矜物。”清朝康熙皇帝在《庭训格言》中教谕子孙应当“清心寡欲”，认为这是保持基业长青的关键。

对于各级官员来说，养成节俭的生活作风还有助于廉洁从政。范仲淹以清廉为官著称，在他的教育下， 儿子范纯仁也成为一名清廉的官员，范纯仁通过切身体会提出“惟俭可以助廉”。司马光在给儿子的《训俭示康》中说：“众人皆以奢靡为荣，吾心独以俭素为美。人皆嗤吾固陋， 吾不以为病。”《袁氏世范》强调：“勤与俭，治生之道也。不勤则寡入，不俭则妄费。寡入而妄费，则财匮，财匮则苟取，愚者为寡廉鲜耻之事，黠者入行险侥幸之途。”明朝时周怡在《勉谕儿辈》中说：“饮食衣服，若思得之艰难，不敢轻易费用。酒肉一餐，可办粗饭几日；纱绢一匹，可办粗衣几件。不饥不寒足矣，何必图好吃好着？常将有日思无日，莫待无时思有时，则子子孙孙常享温饱矣！”

平时生活奢侈的人更经不起诱惑，所以司马光在家训中告诫儿子“由俭入奢易，由奢入俭难”， 《袁氏世范》提醒子孙后代千万不要因奢靡而不量财力，认为那些都是“妄费”。明朝时温璜整理其母陆氏平日教诲所编著的《温氏母训》中说“做人家，切弗贪富，只如俗言‘从容’二字甚好”，指出：“假如八口之家， 能勤能俭，得十口资粮；六口之家，能勤能俭，得八口资粮，便有二分余剩。何等宽舒，何等康泰。” 晚清名臣曾国藩告诫在家乡的子弟：“ 吾家子侄半耕半读，以守先人之旧，慎无存半点官气。不许坐轿，不许唤人取水添茶等事。其拾柴收粪等事，须一一为之，插田漪禾等事，亦时时学之。庶渐渐务本而不习于浮佚矣。”晚清另一位名臣丁宝桢告诫儿子：“家用务宜节省，肥浓易于致病，不如清淡之养人。华服适滋暴殄，不如布衣之适体。试看做官之家，奢侈无度者，究有几人可长久？”

拒腐防变

中国人崇尚重义轻利，具体到为官从政，强调必须首先做到公私分明，不能假公济私、因公废私。战国时田稷担任齐国相，曾“受下吏之货金百镒”，母亲得知后告诫他“非义之事，不计于心。非理之利，不入于家”，田稷“惭而出， 反其金，自归罪于宣王”。类似的事情还发生在晋朝时陶侃的身上， 他曾是一名管理渔场的小吏，利用职务之便将公家一坛干鱼化为己有，陶侃将这坛鱼送给母亲， 母亲拒而不收，写信批评儿子公私不分：“以官物遗吾，非惟不能益吾，乃以增吾忧矣！”宋朝时，欧阳修的侄子欧阳通理在外为官，打算买一些当地出产朱砂送给叔父， 欧阳修认为这种做法不妥，写信批评侄子说：“汝于官下宜守廉，何得买官下物？”

“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”这句大家耳熟能详的话出自《增广贤文》，这部书里就汇集了许多古代的家训。古人不反对取利，但反对不择手段地逐利。唐朝时卢氏经常告诫儿子要当一名清官， 当听说在外为官的人“贫乏不能存”时认为是个好消息，如果听到是“资货充足，衣马轻肥”则是坏消息，卢氏在写给儿子崔玄暐的信中说：“若其不能忠清，何以戴天履地？”明朝时庞尚鹏在《庞氏家训》中说:“田地财物，得之不以义，其子孙必不能享。古人造‘钱’字，一金二戈，盖言利少而害多，旁有劫夺之祸。其聚也，未必皆以善得之；故其散也，奔溃四出，亦岂能以善去，殃其身及其子孙。”清朝时吴汝纶作《谕儿书》，其中说道：“作官之钱， 皆取之百姓，非好钱也，故好官必不爱钱，吾虽无德，岂愿以此等钱豢养汝曹、私妻子哉？”

公私分明才能拒腐防变，除此之外还要谨慎交友，这也是古代家训强调的重要方面。孔子教导员工:“益者三友，损者三友。友直， 友谅，友多闻，益矣。友便辟，友善柔，友便佞，损矣”。《颜氏家训》中说：“与善人居，如入芝兰之室，久而自芳也；与恶人居， 如入鲍鱼之肆，久而自臭也。墨子悲于染丝，是之谓矣，君子必慎交游焉。”曾风行于唐宋之际的《太公家教》引荀子的话说:“蓬生麻中，不扶自直；白沙在涅，与之俱黑。”宋朝时江端友认为:“与人交游，宜择端雅之士，若杂交终必有悔，且久而与之俱化，终身欲为善士，不可得矣。”清朝时张英在《聪训斋语》中认为：“人生二十内外，渐远师保之严，未跻成人之列。此时智识大开，性情未定， 父师之训不能入，即妻子之言亦不听。惟朋友之言，甘如醴而芳若兰。脱有一淫朋匪友阑入其侧，朝夕浸灌，鲜有不为其所移者。”

中国人重家国情怀，重视家庭教育，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家与国始终紧密相联，强调“求忠臣于孝子之门”，认为“一室之不治，何以天下家国为”。在这种家国同构的传统精神下，家风不仅是自家庭院之内的事，而且关联着整个天下，而绵延不断的家训文化也就成为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
（来源：《中国发展观察》2019年第10期）